《白鹿学人访谈》山东大学教授郑捷：用数理模型“说话” 经济学家“新”中有“数”

《白鹿学人访谈》近日采访鹿城籍的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郑捷教授，他曾经是1999年高考温州理科第一名、1996年温州中考第一名，先后在清华大学读书、任教18年，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力，助推家乡高质量发展。

人物名片

郑捷，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山东省“泰山学者计划”特聘专家，山东大学理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心（CREATE）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科学与政策实验室（ESPEL）创建人之一。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联合秘书长、中国微观经济理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等。

遇到很好的老师

记者：您从小就是学霸，拿过温州市中考第一名、全国高考温州市理科第一名，说说您的学习经历和成长记忆？

郑捷：我出生在温州鹿城县后巷，很有名的县前头汤圆店就在隔壁。我曾在建设小学、实验中学、温州中学念书，后来搬到了温州三中对面的鸿盛锦园。

1999年，我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6年本硕学习、12年教书育人，中间去了美国华盛顿大学读博。

那时候我对“985、211”没有什么概念，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没有多少概念，只知道考第一，父母开心、老师开心、自己也很开心。很幸运在每个阶段我都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比如小学教数学的刘美玉老师、教语文的陈翠琴老师，中学教语文的胡楚平老师、教英语的潘淑锦老师。我学习的一大动力是不辜负老师们的期望。我还记得，1996年中考结束后，我的班主任胡楚平老师给我的毕业寄语：“今天，你是中考第一名；三年后，希望你摘取高考桂冠。”我通过努力，最终不负老师的期许。

父母在教育上舍得投资

记者：您父母对你的教育、学习习惯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郑捷：我的父亲是创业者、母亲在体制内，这是很多温州家庭的组合模式。我父亲原先在温州矛牌剪刀厂上班，后来下海经商，从事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也许是温州的商业环境对我耳濡目染，我考大学时选择了经济专业。我母亲在邮局上班，经常会给我订阅比如《童话大王》、《少年文艺》等，母亲经常带我去书店，买新华字典、辞海等。我父母在教育这方面舍得投资，为我提供了很多学习资源。

1996年7月14日，温州晚报曾刊登一篇《好成绩你从哪里来——96中考市区优秀学生访谈》的报道。当时，在温州实验中学会议室聚集了中考的优秀生，并进行“学习方法座谈”。那一年，我是市实验中学的毕业生，在5326名考生中，以564分考了第一名。我在座谈会上作了主题为“课内1分钟、课外10分钟”的发言。

温州晚报记者还电话采访了我的父亲，我父亲说，也没有为我做什么，小时候常给我讲讲故事培养我的求知欲，长大了也就顾不上了，只是为我设置了一个轻松、安全的环境，在为人、求学、处事的大原则上作了些引导。

放弃接班家族产业

记者：您们是否也有过如何继承家庭产业的讨论？

郑捷：我父亲生意做得还行，考上清华大学后，我的兴趣在读书。我发现自己像很多温州人，喜欢自己做主，不喜欢太多的约束。做学术时间上也比较自由，是很好的选择。我是家中独子，现在家里的产业没人继承，很自然慢慢往回收了。

加盟山东大学

记者：您一直是“清华人”，在此期间学术成就斐然，为何会突然加入山东大学？

郑捷：这个说来话长，在同行间可以说引起了小小的震动，消息公布的时候我接到不少电话，很多朋友也表示震惊、不解。主要的原因还是家庭，我爱人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疫情发生后，她没有办法回大陆，我也没办法去香港，我们一年半无法见面，疫情期间严格管制，可以理解，但对我家庭来说真的过于煎熬。

我当时在清华大学负责经济科学与政策实验室（ESPEL），培养了一批非常出色的青年学者。时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的黄少安教授知道我的情况后，主动伸来橄榄枝，邀请我和我爱人共同加盟山大，并允诺为我们提供国内一流的平台和实验室。不到两年时间，我们引进并培养了一批出色的青年学者，团队成员获评“国自科优青、外籍优青、泰山青年”，我本人也获评“泰山特聘”，获推荐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给山大提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清华大学那边，我继续指导我的博士生，会确保他们顺利毕业并为他们推荐教职工作。所以过去两年，我经常在济南、北京之间穿梭。

清华99级有温籍三学子

记者：您的清华大学同届温籍同学现在从事什么研究？

郑捷：我那一届就读清华大学99级的有三位，除我之外，还有法学院的李颖洁、物理系的刘朝星。朝星是当年温州高考理科第二名，师从学术大家杨振宁教授，目前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任教。

用经济模型提供决策依据

记者：您的学术领域包括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特别是在产业经济方面，您有哪些研究？

郑捷：我和团队成员近年来在行为科学和数字经济方向所开展的一些研究都与产业经济有紧密的联系。具体而言，2018年前后，学术界有过一轮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孰轻孰重的讨论，出现了一些“国进民退”的声音。通过建立科学的经济模型，进行严谨的数理分析，我与团队成员发现，不管企业具有怎样的所有制结构，政府最优的补贴政策仅仅与不同企业的成本结构（技术水平）有关，与企业所有制结构无关。这项研究成果为“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等国家方针政策提供了学术支撑，发表后仅三年就得到大量引用。

助力家乡发展数字经济

记者：家乡正加快推进“强城行动”，您与家乡有哪些合作？

郑捷：从去年开始，我们研究团队与家乡的一些单位开始接触合作，在数据交易与安全方面达成合作意向，探索数字经济，开展数据基础制度建设。我们还开展了医疗数据方面的合作，推进家乡的康养、医疗等领域的发展。我和团队合作者目前在努力推进合作研究工作，希望在5月份能有时间回来参加世界温州人大会，向各界同仁汇报阶段性成果。

记者施世潮